卧铺车上的冲动刑事诉讼法中的真题虽然占比不大，但是在我们的考试中是很常见的，特别是一般的事业单位、教招等方向的考试里，其中这一块的知识点般会有1-2道单选题。这种诉讼法题目，往往有些结合最新的法条或者司释来考察。那么据此，就得从概念、立法角度入手，便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在这一块的知识板块里，考试里面常见的考察方式为法条，单纯的考察概念。这就需要考生熟练掌握概念背后的真意所在。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罚从宽制度”这一重大部署，2016年11月16日，“两高三部”根据全国常委会的授权发布了《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在等18个地区启动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修改决定》)，将认罚从宽和速裁程序试点积累的可复制、可推广、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上升为法律，并完善了认罚从宽的程序性，刑事司法领域的首次“试验性”立法取得成功。认罚从宽制度即将在全国施行，为保障认罚从宽得到全面、准确理解和正确适用，本文结合认罚从宽试点情况，梳理分析认罚从宽实施中的问题，确保相关法律法规的统一正确适用。 认罚从宽制度，是指对自愿和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实体和程序上予以从宽处理的制度。就制度属性而言，它一方面借鉴了域外程序中的合理因素，另一方面也是我国宽严相济、坦白从宽刑事政策的制和规范化发展，是我国刑事法律制度自然演进的结果，是建立在本土文化、资源基础上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将认罚从宽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承认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在理解与适用该原则时应着重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必须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自愿”从文义上理解，是指主体基于意志，在没有受到、、、引诱下的自主语言表达或思维表现。《刑事诉讼法》15条所的“自愿”并非绝对的自愿，而是法律意义上的自愿，它强调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权衡利弊后基于其意愿而主动供述的行为。根据《刑事诉讼法》56条以及相关司释的，采用、等非法方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实意愿所获得的供述，不属于“自愿”供述。 2.必须要“如实供述自己的”，这是对的实质要求。认定“如实供述自己的”，应当依照《刑法》关于自首、坦白的以及《最高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最高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等予以把握。 “”实质上就是认事，即承认主要的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的个别细节有或者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的认定。“”可以是自首、坦白，也可以是当庭以及其他表现形式。不同的形式不仅反映了对犯罪的不同态度和主观恶性程度，而且由于的阶段、程度、价值各异，往往在从宽与否及从宽幅度上会得到不同的刑法评价。认罚从宽试点中探索的“阶梯量刑”，即结合的程度与价值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同的“量刑减让”，以鼓励真正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早的有效方式，也是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应当的量刑原则。 《刑事诉讼法》将“认罚”界定为愿意接受处罚，相较《试点办法》第1条所的“同意量刑”，更有助于消弭认罚从宽不适用于侦查阶段的，有助于鼓励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尽早，减少对抗，从而充分发挥认罚在审前程序中的分流作用。“认罚”与“”不同，它是认罚从宽制度新创设的概念。“认罚”具体表现为愿意接罚处罚、主动退赃退赔、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预交罚金等。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的，不同诉讼阶段“认罚”的表现形式不同。例如侦查阶段，“认罚”体现为犯罪嫌疑人“愿意接受处罚”的意思表示;审查起诉阶段体现为“同意量刑，签署具结书”，《刑事诉讼法》的不需要签署认罚具结书的除外[2];审判阶段体现为对“量刑”无，承认具结书系在获律帮助下自愿签署。实践中需要注意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虽表示愿意接受处罚，但背地里转移财产，不退赃退赔、不积极赔偿被害人的，不能认定为“认罚”。认罚从宽制度将“认罚”与“”一起作为从宽处理的考量因素，为初犯、偶犯提供了通过认罚弥补其给被害人、社会、国家所造成的损失，及时恢复被犯罪所的社会关系的机会，有助于实现恢复性司法，减少社会对抗，从而发挥刑法的与教育、矫正作用。 2.从宽处理必须是依法从宽，而不是法外从宽。对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分别适用自首、坦白、当庭自愿、真诚认罚、取得谅解和解等、酌定从宽情节，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及量刑指导意见等相关，依法决定是否从宽、从宽多少，特别是减轻、免除处罚，必须于法有据。对不具备减轻处罚情节的案件，应当在幅度以内从轻处罚，对其中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罚的，可以酌定不起诉或者依照《刑法》37条免予刑事处罚。案件没有减轻处罚情节，但又确实需要在刑以下量刑的，应当依法层报最高核准。 程序法上的从宽包括适用较轻缓的强制措施、简化诉讼程序、作出轻缓的程序性处理等。《刑事诉讼法》81条，批准或者决定，应当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认罚等情况，作为是否可能发生社会性的考虑因素。对于认罚没有社会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适用取保候审、居住。在程序处理上，人民检察院可以作酌定不起诉处理，可以提出适用缓刑的量刑。符合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适用速裁程序，缩短诉讼期限，提高诉讼效率，减少诉累。 认罚是“从宽处理”的逻辑起点。一方面，认罚表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特殊预防意义上的人身性较弱，刑罚处罚的需求相应降低，根据处罚必要性原则可以对其从宽处理;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罚，减少了对抗，降低了侦查机关收集、检察机关出庭的压力，整体司法成本得以节约。因此，对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给予适度的从宽处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正当的。《刑事诉讼法》通过15条和第201条[3]的设计，最大限度地消弭了“可以”从宽的不确定状态，有助于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 目前理论与实务部门对认罚是否为的量刑情节，有不同的认识。有的主张认罚应当是自首、坦白、当庭之外的新的的量刑情节;有的主张认罚不是的量刑情节。对此，笔者认为应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从程序角度言之，认罚是专有名词，也就是说惟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时具备“”和“认罚”两个情节，才能适用认罚从宽制度处理案件。从实体角度言之，认罚包含、认罚的一系列情节，不是新的的量刑情节。就情节而言，它与自首、坦白、当庭有重合之处;就认罚情节而言，它与退赃退赔、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亦有重合之处。因此，在实体从宽处理上，对重合情节不应重复评价。当然，认罚案件中也涉及最高所发布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里没有的情节，如将预交罚金作为一种认罚的表现形式，虽然司法实践对这一情节给予重视，但量刑规范化文件中并无从宽的;再比如，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适用速裁程序，可以为国家节约司法资源，是否作为的情节给予从宽以及从宽幅度，试点地区做法不一，所有这些情节的从宽处理亟需出台指导意见予以规范。当然，我们也应深刻认识到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意义在于“以法律正当程序原理为根基，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判，心服口服，把实体与程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美的司法程序”。[4]因此，在实体从宽处理上还要注重发挥制度的激励作用，这有别于一般的量刑规则。试点期间集美、青岛等地根据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对社会危害程度、是否取得被害人谅解等因素，结合认罚的阶段、时间及程度，确定是否从宽及具体幅度，推出“阶梯式从宽量刑机制”，已经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可资借鉴与推广。为解决好认罚案件的量刑问题，应将最高发布的量刑指导意见与认罚从宽试点所探索的“阶梯式量刑”有机衔接，一方面有效解决量刑情节重合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能够充分发挥认罚从宽制度特有的激励作用。 从《试点办法》到《刑事诉讼法》都没有限定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和刑罚，这是由认罚从宽制度定位所决定的。“认罚从宽是宽严相济、坦白从宽刑事政策的具体化和制，而宽严相济是贯穿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基本政策，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就像自首、坦白一样，没有特别的范围”。[5]认罚从宽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是一项重要的，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自愿选择认罚可以为自己争取从宽处理的机会，而能够获得从宽处理又是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认罚的重要动因，二者互为条件。《试点办法》和《刑事诉讼法》都将认罚从宽为一项重要原则，皆是考虑到应为每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平等地获得从宽处理的机会。实践中应注意认罚从宽制度在以下两类案件中的适用： 1.认罚从宽制度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适用。根据《刑事诉讼法》223条的，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案件不适用速裁程序，这就意味着未成年被告人本人认罚，其代理人、人对其认罚无的，只能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审判。对于未成年被告人不适用速裁程序的理由，全国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审议报告中指出：“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践中通常采用有利于关护未成年人的审判方式，并对未成年人进行法庭教育。速裁程序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且一般采取集中审理、集中宣判的形式，不利于开展关护和法庭教育，难以充分体现教育方针。”[6]据此，出于对未成年被告人法庭教育和关护之需要，《刑事诉讼法》将未成年被告人排除在速裁程序适用范围之外。实践中需要注意的是，对未成年被告人关护的特殊需要并不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快速处理。《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又称《规则》)第20条，“每一案件从一开始就应迅速处理，不应有任何不必要的拖延”，据此，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应当“迅速简约原则，以加强法律程序和处置同违法行为的联系，增强法律处置的效果，同时，减少不当的诉讼拖延给未成年人造成。”基于教育、与的原则，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虽然不适用速裁程序，“但仍应当以适用认罚从宽制度快速审理为原则，在审查起诉阶段尽力做好告知、开示、法律帮助工作，在代理人和人的共同参与下，促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尽早自愿认罚，通过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从快从宽处理，实现对其教育、、的目标。”[7] 2.认罚从宽制度在重罪中的适用。虽然，《试点办法》和《刑事诉讼法》均未重罪案件适用认罚从宽制度，但从试点情况看，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分别占全部认罚案件的65.48%、26.63%，这两种简单快速的诉讼程序占全部认罚案件的92.11%，而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仅占全部认罚案件8.19%，全国仅有17个中院开展了试点工作。[8]实践中对重罪案件适用认罚从宽制度采取了极为审慎的态度。综观域外协商程序，有的国家和地区对适用范围作出了，如意大利、法国和我国地区，有的则没有作范围上的，如美国。不可否认，通过协商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对于有效应对复杂案件，降低收集难度，缩短审判时间或者替代昂贵的陪审团审判均具有重要作用。对于犯罪手段隐蔽、取证困难的重罪案件，确有必要通过适用认罚从宽制度，鼓励犯罪嫌疑人尽早，减少对抗，降低收集的难度，及时、准确查明案件事实。从实践看，对于因民间矛盾引发的重罪案件适用认罚从宽制度，往往争议不大，而且能够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因此，重罪案件适用认罚从宽制度考虑如何从宽时，应注意区分案件性质，充分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性，确定是否从宽以及从宽幅度，做到该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确保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认罚自愿性保障，是认罚从宽制度具有正当性的基础。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罚自愿的甚至是受到、的情况下真实意愿做出的，那么适用认罚从宽制度不仅失去了正当性基础，而且容易造成冤假错案。《刑事诉讼法》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自愿性保障程序，而且贯穿刑事诉讼始终。 |